“常有人误以为领袖就是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号施令、掌握资源和分配利益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学者都是为行政长官服务、听令于行政长官。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学者作为真正领袖的例子,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都有。有时可以说,相当多的行政长官不过是前辈思想家的追随者或当代学者思想的实践者。” 人生体验:我想 我试 我乐
北大生科院2009年毕业典礼,饶毅的致词只有六个字:我想、我试、我乐。能具体解释一下吗?饶毅说不能——最好的答案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而成就各有特色的追求。
六个字,是对学生的祝愿与期待,也是饶毅人生的体验。
1985年,饶毅负笈美国。出国前几年,他发现自己对脑和神经很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科学文献,决定出国时,他清楚要做什么。“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当时国内外差距太大了,分子神经生物学国际上刚刚兴起,而国内完全是空白。
饶毅对神经发育研究了二十多年,成就颇高。对于科研,饶毅乐在其中,果蝇和小鼠是他的宝贝。最近几年,他用果蝇和小鼠研究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比如研究果蝇的打架斗殴、求偶失恋。
饶毅反对苦兮兮地做学问,在他看来,科学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他甚至盼望把课讲得如同说相声,学生每天都保持过年过节的心态。对于饶毅来说,科研是乐事,欣赏他人是乐事,教书育人更是乐事。【详细】
不时提批评意见的饶毅,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智识分子”。
在他看来,除了有专业的创见外,“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能够通过自己言论,“营造一种舆论,让其他人更好地去做”。这些见解不是即兴演讲,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为了改善中国的科学文化气氛,和学术环境。“只做不说可以是好事。但是如果视而不见,或者不敢推动文化的改变,也许是坏事。”
饶毅所说的“智识分子”并不局限于科研领域,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智力型领袖”。他本人就对历史很有心得。在饶毅看来,光有知识是不足以称为“智识分子”的,“智识分子”需要经常享受智力生活、智力刺激,没有就会觉得“智力饥饿”。
他说,他大量增加学术报告和科学文化讲座,推动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智力领袖”,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竞争力。【详细】
对话饶毅
问:您为什么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答:我认为教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可以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或者西方很少有人在推动教育方面做出努力,部分原因是研究的压力,部分原因是它不能带来很快的回报。我希望有一个长期的改进,并不在乎是否有回报。这个工作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国家需要发展,需要很多各种才能的人。不言而喻,教育很重要。
问:您怎么形容自己的管理风格?
答:激励、引导和支持。我希望我们的教职工和学生都能竭尽全力。
问:您对生命学院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答:在今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出现一些国际一流的学生,不能达到这样水平的学生也能找到安居乐业的场所。我们的学院也应该有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发现。学院里的人员都乐于交流和分享我们的智力成果和知识。
问:你认为,做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动力和才能。我做自己高兴的事情。我的日常生活是首先把家庭生活的时间固定,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工作。从1994年做教授助理开始,我很少在周末或者晚上工作。在科学领域里,并不是必须要在实验室或者办公室里才可以做研究。
我不要求学生刻苦。如果他们有兴趣,他们就会追随自己的兴趣。如果他们没有兴趣,那么要求他们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没意义。我鼓励他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我让学生想清楚他们自己想做什么项目和实验,我只是提供建议、意见和指导,而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一些学生不是很适应这种方式,而另一些学生成长很快。学生比我好,使我自豪。学生不如我,使我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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