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她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头号造反派”。从此，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过山车”，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
她曾在北大武斗愈演愈烈之时，向中央提出辞掉校文革主任职务，以退出混乱的政治舞台，却被江青、周恩来等人一致否决。
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起，她的政治符号意义已不允许其随性而为，她在文革中的许多动作，如同被捆绑住手脚的提线木偶，在政治操盘手的玩弄下，她和千千万万造反派一样，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经历多年牢狱、贫病交加、孤苦无依的生活后，她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赞成打倒刘少奇，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可是，过分的迷信，个人崇拜，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走向错误的极端。”即便如此，她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热爱仍然痴心不改。
她曾说，“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如今，93岁高龄的她，在凄风苦雨过后，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晚年生活。记者问她对自己在历史上名分的看法，她平静地答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着老老实实做人。”
聂元梓近况1984年12月，从延庆监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后，聂元梓很少以真实身份在公共场合露面。迫于生计，她曾在将近70岁的年纪，下海卷入商品经济大潮，那个时候她使用的名字叫“王兰”。
近几十年来，她除了出版《聂元梓回忆录》，以及2010年在《炎黄春秋》发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外，极少公开发表文字或接受采访，《凤凰周刊》记者联系她，她竟爽快答应了。
从监狱出来后，她长期居无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却因种种原因，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还将其告上了法庭。如今的住处，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这个住处是她托杜润生老先生找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是杜润生的门生，便给聂元梓安排了这套房子。
问及是哪一年搬来的，她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这套房子也只是暂借给她，她并不拥有产权。大约5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简单朴素，屋内的家具都已陈旧。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聂元梓礼貌地叫她“阿姨”。
93岁的聂元梓，看上去精神并不差，只是因为腿脚的毛病，略有些佝偻。几十年的受苦受难，让她总是一脸愁苦相，即便在给她照相的时候，她也笑不出来，记者搜索她在网上的照片，也大抵如此。
这两年，她的记忆衰退得厉害，采访中，很多问题她都表示“记不清”“不记得了”，但有的问题她却思维敏捷，比如问她对江青的评价，她脱口而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好，她本来就是个电影演员，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常看到她从杨家岭出来，在外边来回晃悠，她老在中央领导人身边来回窜，不好，不喜欢。”
她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那个时候就跟江青认识，但一直印象不佳。在她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江青为了拉拢她，曾请她到家里吃饭，要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自己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自己也可以随时接见。但聂元梓对此不屑一顾，并不理睬江青的特别授权，更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她有事还是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报告，而“决不会找江青”，因为“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我对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是后来认识到的。”
即便如此，在后来给她定的罪名中，还是有一条，“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
大字报出炉经过1921年，聂元梓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母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她在16岁那年也加入其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在17岁入党。她的大哥、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聂真，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县组织，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也曾在他们家办公。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革命”，聂元梓长期从事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思想上极度左倾。为了革命理想，她从前方长途跋涉至“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也在那里，经历了残酷的整风“抢救”运动，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1960年，聂元梓在北大校长陆平的帮助下，进入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陆平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聂真相熟，对工作踏实、负责的聂元梓也颇为满意，两年后，又将其提拔至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并在分房上给予优先照顾。
哲学系是意识形态口的重点，不仅是北大的重点专业，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亲自抓的重点，甚至中宣部有时也直接下指示，交代任务，而不经过学校一级。陆平将总支书记的重任交给聂元梓，自然是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干将，以便更好地掌握哲学系。
孰知，正是这位自己一手引进、提拔起来的“老革命”，将自己推向了被批斗的舞台。
从私人关系来讲，陆平有恩于聂元梓，她应该报恩；从发展前途来讲，只要紧跟陆平，继续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正是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她对陆平的评价却在慢慢发生变化，“我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她在回忆录中说。
她对陆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条，她认为陆平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具体情况，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在校党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陆平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而北大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
她对陆平的这些意见，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他亲口提，但她认为这些意见都很重要。终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给了她这样的机会，让她一吐为快。
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她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杨克明想通过大字报的形式，向学校党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提意见，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便找到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的妻子，她满口答应没问题，但并没有过问他们写什么内容。
这样，聂元梓和哲学系的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定给陆平等人写一篇大字报。据聂元梓回忆，大字报改了三次，最后的版本是由杨克明主写，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并带头签了名。
这篇后来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历数了三人在执行文革中压制群众投身文革的“错误”，并对他们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
5月25日，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山墙上，一下子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并形成拥护和反对陆平的两派意见的局面。陆平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也贴在同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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